據北地、用北人、承北制,趙匡胤為何要定下“三北戰略”

公元960年,趙匡胤于陳橋驛黃袍加身,代后周立宋,終結了自唐亡以來的五代十國亂象,基本完成統一南北大業。自其登基開始算起,至公元975年南唐后主李煜出降,凡十五年,大致平定天下。而統一進程能順利進行,自然離不開其制定的正確戰略,其中就包括了“據北地、用北人、承北制”這三北戰略。在分析制定此三北戰略的緣由前,北宋初期紛雜的國際國內局勢同樣值得注意,因為從初期局勢中可以更好的理解三北戰略的來源。

一.臥榻之側,皆是酣睡之人

對于趙匡胤來說,趁著后周世宗皇帝柴榮去世,“主少國疑”的特殊時期,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執掌神器,此時不安定的國內局勢同樣令其憂心不已。后周世宗在位期間,順應歷史趨勢,積極謀劃統一中國,加之本人亦是英明之主,開疆拓土,緊密的將朝內的文臣武將團結在了一起,因此,除卻彼時以趙匡胤為核心的義社十兄弟(趙匡胤在成為殿前都虞候后,借整頓軍紀,同軍中9位中高級將領結拜)軍事團隊外,大部分臣子還是忠心于舊朝的。

而且這些舊臣勢力很強大,一旦聯合起來造反,后果不堪設想。由于后周依然沿用晚唐五代以來的節度使制度,各地藩鎮實力強大,依然未能徹底改變朝廷“枝強干弱”的局勢,對于那些在外擁兵自重,且頗具野心的節度使,趙匡胤依然沒有完全建立起新政權的威信。其中后周的開國功臣、昭義軍節度使李筠,以及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藩鎮李重進便對新政權虎視眈眈。宋廷內部不僅需要直接面對這些來自舊朝的反對勢力,也同樣需要防范來自新政權有野心之人的傾覆,新朝內部已是憂患重重,其所處國際環境同樣是波譎云詭。

五代十國以來,天下混戰不止,趙匡胤初立宋朝后,其周圍依然存在著由外族所建立的敵對國家,以及由中原漢人所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各行政令,法不出一家。《言行龜鑒》中記載,太祖趙匡胤曾對趙普言道“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真正是道出了實情。北方是與宋朝直接敵對且接壤的外族契丹及北漢,由于“兒皇帝”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導致中原政權在面對契丹時無險可守;趙匡胤更是直接參與了后周對北漢的高平之戰,二者勢同水火。因此,北部邊疆必然需要大量兵力防范二者。西南方向有后蜀政權,兩廣地區盤踞著南漢,江南地區則為南唐所占據,東南方向是吳越及閩的地盤?!?strong>蜀梼杌》中記載后蜀“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資治通鑒》中記載南唐則是“江淮間曠土盡辟,桑柘滿野,國以富強”,可見這兩個國家經濟實力之雄厚,單是這兩個國家便是趙宋王朝的心腹之患。

無論是內部與舊勢力的困境,還是外部與各割據勢力所處的局勢,均可見初立的宋朝危機四伏,臥榻之側,皆是酣睡之人。這樣一來,穩定內部局勢便成為當務之急,基于這樣的現實狀況,趙匡胤據北地、用北人、承北制這三北戰略便在實踐中逐步實行。那么,趙匡胤為什么要選擇這三北戰略作為施政方針呢?

二.據北地、用北人、承北制,趙匡胤三北戰略之緣由

趙匡胤占據開封等廣闊的中原地區,堅持中原之本位政策,即可鞏固其自身統治,較之其他割據勢力,又可擁有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優勢。首先,趙匡胤發于北地中原地區,在該地區實力雄厚,有傳統勢力支持,能充分調動起在本地建立的資源,將自身優勢最大化,并且縱觀全國,彼時的都城汴梁據《資治通鑒》記載,“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可見早已成為了全國性的政治經濟中心。

據有北地這一傳統勢力范圍,才能為趙匡胤日后進行統一戰爭奠定基礎。這是就其自身來說,而從全國范圍內的其他地方政權來說,據有北地的中原政權才是政權之正統,這也就讓趙匡胤的政治軍事活動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讓其行動更具有主動性及靈活性。對于廣大民眾而言,依然將中原政權奉為正朔,北地中原對民眾的號召力是其他政權無法比擬的,《舊五代史》記載的“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便是明證。地方割據政權為了獲得五代朝廷的認可通常會上表稱臣,因此無論是從群眾上,還是從政治上,據有北地的優勢不言自明。這也是南唐、吳越、后蜀、荊南、湖南、南漢、南平、漳泉地方割據政權向宋王朝表示名義上的臣服或者通好的一大原因。

《道山清話》中記載“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體現了其用北人的政策,提出該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原因,用北人是出于穩定內部利益集團的需要。正如劉備在入主益州后,為了獲得當地集團的支持,死后甚至將益州集團的李嚴作為托孤大臣之一一樣,趙匡胤在剛剛建立宋朝后,必須將內部集團利益擺在第一位,這樣才能讓他們緊密團結在以趙匡胤為核心的領導周圍,保證政權的穩定。而該內部集團就是自五代延續到宋朝的河北河東勢力集團,多為北方人,因此,趙匡胤采用用北人的策略就是給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這些人也只有在保證不動他們奶酪的情況下為趙匡胤出力。

第二個原因,迎合重北人,輕南人的社會風尚,獲得士大夫階層對政權的支持。重北輕南由來以早,歷史上稱塞外民族為“胡人”,南人則呼為“蠻夷”,從稱呼上就可見所受之歧視,《孟子》所言“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更是直白,待到趙匡胤建立宋朝,認為南人“輕巧狡險”“輕于去就”更是成為中原士子的共識,寇準所言“南方下國人”,及司馬光所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便是其中的代表。此時趙匡胤采用用北人的策略既迎合了社會風尚的需要,又贏得了北方主體士子之心,建立了一條廣泛的統一戰線,同樣保證了新生政權的穩定。

第三個原因,出于防止剛平定的南方政權有復辟之風險的考慮,故對南人防范甚嚴。第二個原因已提到,當時認為南人狡險,那平定后的南方政權必然會有狡險的南人想要復辟,這便是趙匡胤最直接的想法,而當統治者及在朝利益集團均有這種想法時,便自然體現在用人南北有異上了。出于保護新生政權的做法上來看,用北人的政策依然有其一定作用。

趙匡胤承北制的戰略主要是出于兩大原因考慮,一是減少內部政局變動,維持新生政權穩定;二是出于統一全國戰略需要,承北制能為該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政權初立,人心浮動,既有舊勢力,又有權力新貴登上政治舞臺,穩定才是第一要務。由于宋代北周而立,北周一直沿襲的便是五代以來的“北制”,若此時趙匡胤在政治制度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無論該改革的前景多么美好,都不利于內部穩定,甚至可能因為得罪某一利益群體招致反噬。因為此時一無群眾輿論基礎,而被群敵環伺,身死國滅的試錯成本太過高昂,唯有承北制才是最好的選擇。這樣不僅能保證政權的平穩過渡,還能降低后期的執政風險。

自北周世宗柴榮繼位以來,便有一統海內之志,趙匡胤同樣有這樣的使命感,因此,所制定的一些策略便是為了統一服務的,其中就包括了“承北制”。北制主要內容指代的是五代的制度,其來源是唐朝的藩鎮制度,但隨著五代政權為塑造中央政府威信及統一的需要有所改變,除卻其中的弊病之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其本身便具有統一政權的完備制度,相較之其余各地方割據政權的統治制度而言,無論是其中央對地方控制的有效性,還是針對多變的國際環境的應變能力,北制均具有極大的優勢。因此說,趙匡胤出于統一的需要采用了承北制的戰略,事實證明,該制度確實優于其余地方制度,最終促使其基本完成了統一大業。

三.趙匡胤三北戰略之影響

趙匡胤提出的三北戰略,不僅對當時紛雜的國際國內局勢產生了巨大影響,更為其后世子孫及后世王朝帶來了廣泛影響。

就當時而言,三北戰略的提出,確保了新誕生的宋朝之穩定,進而加快了統一步伐,并于十五年內順利完成了大致統一大業。對于新生的宋朝,內外形勢并不樂觀。采用三北戰略,既保證了朝堂內部經過朝代更迭后將影響降至最小,又團結了新朝的主要勢力,朝堂內的安定才能讓趙匡胤騰出手來率先解決國內敵對勢力的叛亂,最終徹底消滅了實力派藩鎮昭義節度使李筠和義成軍節度使李重進。在此基礎上,依托承北制的正統地位,向南方割據勢力展開政治軍事進攻,最終成功消滅各地方政府,并發揮自身制度之優勢,對各地方進行有效統治,并很好的避免了地方節度使出現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

三北戰略的成功實施,不僅使當朝的統一戰爭得以順利進行,更為確保北方都城汴梁經濟政治地位提供了基礎,加強了其作為中央的權威。前文已提過,自五代以來,已形成了以汴梁為核心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而南方雖然經濟富庶,物產豐饒,但更多的還是以物資儲備的身份出現。而趙匡胤所確立的三北戰略是出于中原本位思想考慮的,其將更多的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放置在了北方,既迎合了中原正統的輿論導向,又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既定事實,從而使得汴梁成為了宋朝無可取代的中心,也是向世人昭示汴梁作為中央所在地的權威,最終汴梁對各地人才巨大的吸引力便是這種權威的一種體現。

雖然趙匡胤的三北戰略在當時為統一戰爭及塑造中央權威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但這種南北差異對待的政策依然為宋朝及后來的統一王朝埋下了南北之爭的隱患。自真宗朝開始,南人開始躋身朝堂,出現了以王欽若、丁謂為代表的南人,以詐術開啟了南人從政之局面,并與北人互相傾軋。后來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同樣充斥著南北人的爭斗,待到后世南宋朝廷,因統治中樞已經南移,南人便理所當然的登堂入室。孝宗皇帝一朝的王稽中更是言道“陛下留意北人,然北人皆負陛下”,南北之爭可見一般。到了明朝,南人多擔任國家要職,如挽救大明江山的張居正,以及大奸似忠的嚴嵩,均是南人??梢婋S著時代的發展,南北人交融為一體才是大勢所趨,人分南北,政分南北,反而會造成政權內部的爭斗和內耗,不利于統治,這應該是趙匡胤在制定三北戰略時不曾想到的。

四.小結

作為宋朝的開國君主,趙匡胤能在短短十五年內基本完成統一天下的偉業,使人民遠離戰火之苦,既離不開其本身的天賦與才華,更得歸功于其制定的正確戰略措施。其中據北地、用北人、承北制的三北戰略便是其中的一部分,趙匡胤依托正確的戰略方針,于紛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中縱橫捭闔,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并對后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其南北差異對待的政策,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內部統治,甚至有內斗之患,而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南北交融才是唯一的選擇。因此,趙匡胤的三北戰略同樣存在著歷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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