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臣于謙 工于謀國 拙于謀身

 

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庵,漢族,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登進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職隨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之亂,因嚴詞斥責朱高煦而受宣宗賞識,升為巡按江西,頌聲滿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時因入京覲見時不向權臣王振送禮,遭誣陷下獄,因兩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請而復任。土木之變后,英宗兵敗被俘,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升任兵部尚書。明代宗即位,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抵御瓦剌大軍。瓦剌太師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和議后,于謙仍積極備戰,挑選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得以安寧。當時朝務繁雜,于謙獨運征調,合乎機宜。其號令明審,令行政達。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居所僅能遮蔽風雨。但因個性剛直,招致眾人忌恨。

明朝文人寫的史書,對他是貨譽有加的,鄧元錫的《皇明書》、朱國楨的《皇明大事記》、張岱的《石匱書》,莫不如此。眾口一詞稱頌的無非是三點。一是此人頗有才氣。年少時就有“異才奇氣”,讀書過目就可背誦。十六歲成為縣學諸生,英邁過人,每有難事,他“巡繞數行,輒得奇計”。二是此人很有行政才干。巡按江西時,平反冤獄,革除弊政,百姓稱為“神明”。三十三歲巡撫河南、山西兩省,“問民所疾苦,加意湔剔”。三是此人為官清廉,兩袖清風。他入朝擔任兵部右侍郎時,有人提醒官場潛規則,必須上下左右“打點”,即使不送金銀,也應送一些土特產,美其名曰“充交際”。于謙笑著舉起兩袖說:“吾惟有清風而已。”他被處死抄家,“清貧蕭然”,只有書籍,以及皇帝賞賜的璽書、袍鎧、冠帶之類。

  這樣一位清正廉明而且功勛卓著的高級官僚,何以會有殺頭抄家的結局呢?原因是復雜的。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在皇帝易位、政權更迭之際,工于謀國而拙于謀身,即使像于謙這樣能夠力挽狂瀾的干才,面對復雜的政治斗爭,也難免顧此失彼。

  正統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慫恿下,御駕親征。結果在居庸關西北的土木堡遭到蒙古軍隊的突擊,全軍覆沒,扈駕的幾百名官員戰死,皇帝朱祁鎮當了俘虜,王振則被護衛將軍樊忠用鐵錘砸死。

  皇帝被敵軍俘虜,簡直是奇恥大辱,大臣們向代理朝政的郕王朱祁鈺提議,應當對“傾危社稷,構陷皇帝”的王振的黨羽與家屬,嚴加懲處,以安人心。話音剛落,憤怒的官員一擁而上,把王振的黨羽馬順活活打死,接著又把另外兩個黨羽毛某、王某打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抓來,跪于廷前。一時間朝班大亂。缺乏政治經驗的郕王朱祁鈺不知所措,溜之大吉。剛剛升任兵部尚書的于謙當機立斷,一把抓住朱祁鈺的袍袖,向他耳語幾句,請他當場表態。朱祁鈺按照于謙的交代,對文武百官說,馬順等罪該處死,隨即下令,把王山押往西市凌遲處死,王振家屬無論老少全部斬首,家產充公。一場騷亂終于平息。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說:今日之事,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辦不好啊!

  國不可一日無君,太后接受群臣的建議,命郕王即帝位。郕王驚慌失措,躲進了自己的王府。于謙前往勸說,臣等實在是擔憂國家,并非為私人考慮。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鈺受命登基,改年號為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這兩件事使得朱祁鈺對于謙頓生敬意,加封他為太子少保。當時京城人心洶洶,副都御史徐有貞主張“南遷”,實際上是放棄北京逃跑。于謙堅決反對,聲淚俱下地對皇帝說:京師乃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所在,一動大事盡去。敢言南遷者,斬!他也反對關閉九門困守的消極態度,主張積極出擊,挫敗敵軍的狂鋒,說:“不能戰,何以守?”他親臨前線,誓師六軍:如今事機在此一舉,一不奮勇則禍患立至,雖生不如死。

  挽狂瀾于既倒,干謙厥功至偉,朱祁鈺對他更加倚重。他兢兢業業忠心報國,經常在辦公室過夜,很少回家。操勞過度,痰疾發作?;实壑炱钼暡粌H派遣太監輪番前往探視,而且自己親自上萬歲山砍伐竹子,提取竹瀝,送給于謙服用?!睹魇?middot;于謙傳》對于這一細節,有這樣的感嘆:“寵謙太過!”這話的含義意味深長,皇帝的過分寵信必然會引來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處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書》所說:皇上推誠委任,于謙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側目,言官們說他“柄用過重”,“目為跋扈”?!妒瘏T書》也說他:“衿傲自用,遇勛庸國戚若嬰稚,視士類無當。”這對于于謙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況朱祁鈺登上皇帝寶座后,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歸的英宗朱祁鎮幽禁于南宮;另一方面廢掉英宗長子朱見深的皇儲名位,改封為沂王;冊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儲。內閣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壓力,起草文件,聲稱:陛下使國家中興,皇儲理應歸于圣子。于謙驚愕無語,考慮到皇帝對自己的恩寵,違心地在文件上簽了名。不久,朱祁鈺的獨子——皇儲朱見濟夭折,儲位虛懸,不少正直官員主張恢復沂王朱見深的皇儲名位,遭到皇帝的否決。于謙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贊成,也不便表示反對,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復辟以后,這就成了政敵攻擊他的一條罪狀。于謙已經預感殺身之禍隨時可能降臨,引鏡自照,嘆息道:此一腔熱血不知竟拋灑于何地?

  一手策劃英宗復辟的石亨、徐有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鎮的寵信,公報私仇,誣陷于謙和內閣大學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為皇儲。三法司官員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謀逆”罪判處于、王二人極刑(凌遲)。對于這樣的誣陷,王文憤怒之極,眼若噴火,據理抗辯。于謙在一旁冷笑道:這是石亨、徐有貞的意思,辯也無用,不論事情有無,彼等一定要置我輩于死地。

  這樣的判決,連英宗也于心不忍,說了一句良心話:“于謙實有功。”徐有貞聲色俱厲地回答:“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意思是說,假如不處死于謙,那么把景泰皇帝趕下臺,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寶座,就名不正言不順。朱祁鎮只得妥協,把于、王二人由極刑改為斬首。史書說:“(于謙)死之日,天日如驟變,陰霾四塞,天下并冤之。”反映了當時的民心所向。都督同知陳逵感念于謙的忠義,為之收殮遺骨。次年,于謙的女婿朱驥把他的遺骨歸葬杭州。憲宗即位后,糾正父皇的錯誤,為于謙平反昭雪,恢復原官,派員祭祀。孝宗即位后,追贈太傅頭銜,賜予謚號“肅愍”(神宗時改謚號為“忠肅”),建旌功祠。雖然晚了一點,畢竟是非自有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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